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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严作为现代宪法的最高价值，[28]是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基石。
由于国家被禁止干预非属国家事务的社会领域，自由及平等的实质要件，并不属于国家的保障范围。然而，在行使自由权的实质要件不受保障的情形下，自由权根本不具有实际的内容，法律保障的自由也是弱者的不自由。
[8]从权利内容上看，自由权大抵包括人身自由、居住及迁徙自由、意见自由、秘密通讯自由、宗教自由以及集会结社自由等。由于应征者多于房源，目前多数地方政府采取抽签方式确定入住者。[26]徐显明：《生存权论》，《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第39页。新加坡政府为了倡导家庭凝聚力，给予那些在公开市场首次购买靠近已婚子女或父母的组屋的公民4万新币的津贴。如在重庆，2011年公租房规划开工项目多达17处，分部在主城各区的新兴发展区域，交通较为便利，多处公租房附近规划有轨道交通线路，而且公租房所处具体区域与本区域内其他类型住房有机融合。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着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促进人民群众安居乐业。[6]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2条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在立法条件满足之前，可先在转移支付、税收征管、财政投融资、预算合作以及环境补偿等方面形成单行制度，各区域可以根据其实际情况加以借鉴。
过度原子化的地方财政制度使得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几乎完全取决于本行政区域的自然禀赋的政治转化能力。财政协同治理的协商机制既可包括立法协商机制，但主要是行政协商机制。要实现良好的区域财政协同治理，需要将对口扶贫、区域经济协调等旨在消弭横向财政失衡的零散做法制度化、体系化，使财政转移支付与财政合作等模式成为规制横向财政失衡的系统性法律，以缓解经济落后地区财政资源匮乏的窘境。我国地方政府间需要协同的财政事项，集中体现为税费收入与财政资金分配、支出等方面，其中后者关系到跨区域公共事务处理的效率。
在此背景下，应当高度重视并合理使用行政协议，充分发挥软法机制的灵活性和及时性优势。立足于区域，命题重心在于区域治理的财政协同。
要推行财政协同治理，在哪些方面、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推行，需要以地方立法提供更为具体的规范依据。该委员会作为地方合作的重要组织载体，应当有明确的职责和权限，宜在法律或法规中明确其地位。预算外和非预算资金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这个财政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预算约束。财政治理则是对财政工具主义的反思，反对将财政单纯视为国家的经济行为，强调财政杠杆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关键地位。
界定方式宜为法律，甚至可以通过宪法规范。我国当前的税制体系主要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是1994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其二，越权担责，尊重事权范围内的地方自主权，增减事权需通过法律的方式。（3）京津冀区域内税制调整事项。
不过，这一立法仅属于省级政府规章，效力范围只能涵盖本级及其下级政府，缺乏足够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行政收费也存在类似情况。
对于实践中财权向上集中，事权向下转移的状况，应当明确上级随意转嫁事权的法律责任。再次，必须充分尊重市场机制。
从预算的编制、审查、批准，到预算的执行和决算的批复，都是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都要依据法律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比如，在政治权威方面，将协同发展的成效作为政绩考核的一项核心指标，建立区域内的政绩联合评价制度，使区域协同成为官员政治晋升锦标赛的新参照系。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税收法律的时候，应当对地方享有的征管权做出明确、具体、合理的设计。不过，京津冀区域的特殊性并不会对全国范围的区域协同治理法制框架的一般意义产生本质上的负面影响。赋予地方自行设定税种以及开征停征的权力未必就能实现地方事权与财力的平衡，而且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地方间财力失衡。法治财政的核心环节是依法分配、支出财政资金，依法监督财政资金的使用，如有违法则须依法承担责任。
【注释】 *本文系中央财经大学青年科研创新团队支持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权力经济到现代法治经济的语境转换，这是我们科学理解和构建预算法理论的现实基础。
│ │ │政府规章│等等。由此，区域财政协同治理应当定位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其目标一方面在于实现财政的经济杠杆作用，在优化区域资源配置，维护区域市场统一方面发挥经济职能作用，提供财力保障。
同时，法治也是解决地方政府间不当竞争的有效手段。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之外，我国的财政分权还包括四个层级，省、市、县、乡四级政府分别有其事权和支出责任。
财政既是政府行为的支持力量，也是政府行为的约束力量，政府的廉洁、高效、民主系于财政的法治化程度。根据德国咨询机构克伦博（Kien-baum） 2004年的一项研究，德国地方合作模式所占的比例从高到低分别为：公法协议（27.7％）、目的事业公法人（21.7％）、工作团队（21.2％）、私法机构（10.4％）、私法协议（7.8％），其他法律形式（11.1％ ），其中各类组织占所有地方合作形式的60％以上。目前，省以下财政体制不统一，各级政府收入划分不尽合理，有的省与市县共享税种设置过多，有的仍按企业隶属关系或行业划分收入，违背分税制原则。例如，可以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设立财政协同的指导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以及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方权利和义务，明确利益冲突的处理规则，明确冲突调处的程序和效力。
其二，通过多样、有序的横向转移支付，平衡地方政府间的财政落差。从税收均衡的现实角度来说，地方税收的多寡实质上取决于本地经济发展程度。
（2）专门机构：京津冀区域财政协同治理委员会。{9}陈少英：《宪法框架下我国财产税法的变革》，《交大法学》2014年第1期。
本文认为，区域间的财政协同治理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改变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状况。 │ ├─┼────┼───────────────────────────────────────────┤ │协│协商组织│（1）会议机制：在财政协同联席会议机制总框架下，建立（省）市长联席会议、发改委 │ │商│ │主任联席会议、财政厅（局）长联席会议。
[34]推动财税体制改革、促进地方均衡发展，一个基本的路径是实施区域财政协同治理，其前提是依法治理。[7]因此，政府竞争必须在合理的制度框架内开展，防止地方政府以行政尤其是财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秩序。区域财政协同治理既是地方政府自我改革、优化职权的举措，也是合理界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制度载体。【参考文献】 {1}周业安、冯兴元、赵坚毅：《地方政府竞争与市场秩序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区域财政协同治理属于重大改革，理应于法有据，并且以法治方式进行。对于行政协议的批准，涉及中央政府权限的行政协议，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明文规定必须经批准的行政协议，须经国务院批准。
北宋文学家苏辙尝言：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其二，需要统一省以下的财政体制。
这一框架的建立不但有助于京津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也能在全国范围内为央地治理、区域治理、财政治理提供范例。附表：京津冀财政协同治理的法制框架一览表 ┌──────┬───────────────────────────────────────────┐ │规范与制度 │主要内容 │ ├─┬────┼───────────────────────────────────────────┤ │立│法律 │（1）京津冀财政协同体系的总体方面，如协同主体、协同事项、协同方式、纠纷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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